大鹿岛毛文龙碑。(资料片)
清顺治七年，明降将孔有德领兵攻陷桂林，改靖江王府为定南王府。顺治九年，农民起义军李定国攻占桂林，孔有德兵败，举火。图为靖江王府。(资料片)
袁崇焕对不听调度的毛文龙终于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先斩后奏把他杀了，消息传出一片哗然。然而，崇祯皇帝却作出了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回应——表扬了袁崇焕。
这是个什么信号？袁崇焕诛杀毛文龙的后遗症到底有多大？他有多少是私心？他到底错在哪儿了？
当尚方宝剑遭遇尚方宝剑
让袁崇焕真正起了杀心的，是毛文龙割据东江，不听调度。
要知道，毛文龙是明朝任命的东江总兵，天启三年加封左都督，赐尚方宝剑。毛文龙的桀骜不驯、拥兵自重、不服节制，都与袁崇焕的平辽方略格格不入，袁崇焕一上任，宁远、锦州、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要整饬军纪，袁崇焕认为首先就要解决毛文龙这样的“独立王国”，否则辽东地区的政令军令就无法统一。
而作为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又孤悬海外，毛文龙俨然就是个“土皇帝”，又怎么能甘心受袁崇焕的辖制和摆布呢？
据李清《袁督师斩杀毛文龙始末》记载，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抵达东江所属的岛屿，致书毛文龙前来一会
同样拿着皇帝赐的尚方宝剑，同样个性强硬、说一不二的袁崇焕，怎么会容忍部下中出现如此抗命不从的代表人物！于是，袁崇焕真正动了杀机。
设局
为了杀掉毛文龙，袁崇焕决定设一个局。
六月初五这天，袁崇焕命随从的百余名亲兵与毛文龙的三千将士两军“校射领赏”，在这种联欢性质的活动中，袁崇焕对东江的各位官员一一慰问，各有赏赐，众喜过望，毛文龙也洋洋得意，脱口说出：“这些多是在下的儿孙”。袁崇焕却听出了一身冷汗，仔细一想，发现东江各官果然多数姓毛，这更犯了袁崇焕的大忌。
就在官兵上下一片欢声的时候，袁崇焕暗地授计属下把毛文龙和随行兵丁截开，而后突然围住毛文龙及其随行人员，面色一沉，将话题又转回更定营制、增设监司的问题上，袁崇焕一声怒喝，众将士一齐上前，拿下毛文龙，剥去衣冠。毛文龙毫无戒备，束手就擒。毛文龙所带的三千将士慑于军威，没有一个人敢出言相救。袁崇焕当众历数了毛文龙十二条罪状，然后用崇祯帝所赐的尚方宝剑，将毛文龙斩了。
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下令厚殓。第二天，他亲自祭奠毛文龙时说：“昨天杀你，是依照朝廷；今日祭你，是念及僚友私情。”说罢，不禁流下泪来。这是惺惺作态还是真情流露，恐怕只有袁崇焕自己知道。
危险的表扬
事后，袁崇焕把诛杀毛文龙的情况向朝廷作了汇报，末尾还说，文龙是大将，不是我擅自做主能诛杀的，我已备好席子、麻袋，做好死的准备了。崇祯皇帝接到奏报，大吃一惊。先是大怒，明知道不能随便杀你还杀！后转念一想，毛文龙既已死，关外事务正要倚仗袁崇焕，于是压下怒火，非但没有追究他的擅杀大臣之罪，而且还表扬了他，安抚了几句。
这个意外的表扬绝对是个危险的信号——崇祯皇帝与袁崇焕的关系自此由亲密转向猜忌。
要知道毛文龙是皇帝的一颗棋子，起到的不仅是牵制后金军西进的作用，还起到了与袁崇焕分而治之，防止袁一人独大的作用。如今袁崇焕没有经过皇帝的允许，擅杀毛文龙，无意之中打乱了皇帝的布局。
在袁崇焕请求增加东江部队粮饷时，皇帝就曾对“兵数减少而粮饷增多”表示怀疑，但大敌当前，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就勉为其难地批准了。三个月后，皇太极分兵入关直逼北京，使得崇祯皇帝这种潜伏了许久的不满，终于有了一个爆发的由头。
该杀？不该杀？
袁崇焕杀毛文龙，在朝廷上激起轩然大波——毛文龙该不该杀？
袁崇焕此举是同室操戈，还是为民除害？直到今天，学术界仍然见仁见智，争议不休。概括说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毛文龙该杀；另一种看法是：毛文龙杀错了。
认为毛文龙该杀的，分为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毛文龙该杀，杀得好。梁启超《袁督师传》引述程本直的话：“辱白简，挂弹章，可数百计也。是左右诸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一杀之而举国快然！”他认为：“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第二种意见认为，毛文龙可杀，但应先奏后斩，而不应先斩后奏。但先奏后斩在当时是否具有可行性？袁崇焕在《奏报》中说：“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欲擒之还朝，待皇上处分。然一擒则其下必哄然，事将不测，唯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法，诛之顷刻，则众无得为。文龙死，诸翼恶者 ，念便断矣。”可见，其先斩后奏，也是迫不得已之事。第三种意见认为，毛文龙有十二条罪状，可以借别的碴儿将毛文龙杀掉。查继佐《罪惟录》评论曰：“或曰调文龙御险，如矫抗，可杀也！”他说袁崇焕可以派毛文龙到最危险的地方担任防御任务，假如毛文龙不服从军令，就可以杀掉他。但实际上，假如毛文龙就赖在皮岛，你派他去他不去，你怎么杀他啊？你到皮岛也杀不了他，他还有几万军队呢。所以这个意见也不可行。
认为毛文龙不该杀的，也分为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毛文龙抗御后金有功，不该杀，杀错了。第二种意见认为，毛文龙有功有过，其过没有死罪，可严惩而不可杀头。第三种意见认为，毛文龙即使无功有过，“十二条罪”也不该杀，杀毛文龙是“同室操戈”。
毛文龙该杀的理由
从袁崇焕作为抗金前线总指挥官的角度来看,他有杀毛文龙之心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毛文龙不听话，挑战了说一不二的袁大帅的权威，以袁崇焕的个性是无法容忍的。其次，毛文龙囤积物资发战争财，而辽东前线最紧缺的就是军饷,不搞掉这只蛀虫，对全军的后勤是很不利的。其三，一些情报显示毛文龙准备投降皇太极当汉奸，以袁和毛的尖锐冲突，袁怎么可能去考虑毛这个议和是真是假？当然要杀之！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袁崇焕于是火急火燎地杀了毛文龙。
不错，以上的种种理由似乎都足以说明这个毛文龙该死。
然而，这些理由都只是看到了某个局部的问题，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杀毛文龙是绝对错误的，对于袁崇焕是个错误，对于大明王朝更绝对是个错误。
那么，袁崇焕到底错在哪儿了呢？
毛文龙的正面价值
毛文龙作为唯一能在背后牵制后金的战略力量，他的存在对于正面战场处于劣势的明朝来说正面价值绝对超过负面价值。《明清史料》所收的两个题本最能说明问题。负责监察兵部的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说：毛文龙所控制的旅顺附近的金复海盖四州，实为要地，与宁远可以呼吸相通，倘驻兵于此，平时可以壮声势，战时可以探虎穴。兵科给事中宋呜梧也说：兵法讲究犄角以牵制，多方以误之，当后金全师出击时，如能分疲其势，就能使其攻捣徒劳。如能掌控复州盖州以及东江一带，以窥辽沈，尤为全策。都旁敲侧击地肯定了毛文龙及其辖地在牵制后金军队方面的战略作用。夏允彝《幸存录》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公止的：“(毛)文龙当辽事破坏；之后，从岛中收召辽人，牵制金、复、海、盖，时时袭东，有所斩获，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袁崇焕杀毛文龙其实也反映了朝论的这种倾向。
正因为如此，后金方面早就把毛文龙视力眼中钉，对于毛文龙的议和也是怀疑大于信任。而袁崇焕刚好帮后金拔掉了这个眼中钉。在毛文龙并无明显通敌叛国行动之时，袁崇焕仅因为其不大听话就杀之，实在是太冲动了。
剽悍的“毛家军”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之前，并没有在其旧部及属地做足工作，也就是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没有任何来自于毛文龙队伍内部的势力的支持；而杀毛文龙后，自然就不可能妥善安抚好其旧部。
诛杀毛文龙之后，袁崇焕虽然为了防止东江兵变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将其军队分为四个部分，并将粮饷数额增加，但根本没能令毛文龙部下心服，导致军心涣散，叛逃的人日渐增多。
毛文龙被杀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后金兵临京都城下的“己巳之变”——后金约十万精兵绕道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11月18日，后金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北京戒严，中央急调各路勤王军保卫京师。当时的明朝官员看到了袁 崇焕杀毛文龙与“己巳之变”之间的关联，候补科阮震亨得知毛文龙的旧部有背叛迹象时，表示不胜担忧：弹丸海岛一旦落入敌人之手，足可为明朝大患，扬帆上下，可以无所不攻。兵科给事中陶崇道也指责袁崇焕假公济私，毛文龙无罪就戮，为今之计，应当尽快把在京师的毛文龙之子派去安抚，但为时已晚。
毛文龙部下孔有德，耿仲明，二人素受毛的恩惠器重，一心想为毛文龙报仇。见到朝廷不管，心中大失所望，早没了对明朝的忠诚之心，两人率部在登州哗变，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这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不像袁崇焕所说只会冒饷不会打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成为南下攻伐的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武装，这可说是袁崇焕杀毛文龙始料未及的后果。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袁崇焕杀毛文龙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
孔有德刚勇剽悍，后以平南大将军之职充当清军前驱，横扫大江南北，立下赫赫战功，受封定南王，为清初著名的“四王”之一。部将尚可如此纵横天下，主将毛文龙又是何等骁勇，没有用好这个帅才草草杀之，岂不可惜。
大敌当前之际，袁崇焕理应团结动员一切抗金力量，调整自己的所谓平辽计划。如果袁能多一些战略眼光、多一些宽容的话，就不至于逞一时之快铸成大错。
毛文龙被杀，既是毛文龙悲剧的结束，也是袁崇焕悲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