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华夏文明史，历来尊崇诗书。“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黄庭坚则说，人不读书，肤浅无聊，“面目可憎也”。百业之中，读书为尊，韩愈在《进学解》里的自我描述是：“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真是苦了他了。其《杂诗》又说：“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流露出了点厌烦。如果说韩愈是偶感无聊发牢骚，文人骚客们刚日诵经，柔日读史，在早晨读五经诸子之书，夜间读史集之书，午间读闲杂之书。分秒不废，孜孜不倦，目不窥园，通宵达旦，就连倜傥风流时也不忘“红袖添香夜读书”，如此推崇读书，西方诸国所不能及，《圣经》里甚至还有“读书繁多，身体疲倦”之类的训诫，不像我们头悬梁，锥刺股，夏囊萤，冬映雪，凿壁偷光，韦编三绝，言必称十年寒窗苦，“读书破万卷”。
然而，究诸史实，又不免令人费解与泄气。因为我们一面是多如牛毛的倡言读书的高论，一面又是花样百出的焚书手段。治国瞧不起诗书，自古已然。例如《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不好文学，《史记·陆贾列传》更借高祖之口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截了当，不愧是开国皇帝。秦始皇更厉害，“焚书坑儒”众所周知。不但烧，“偶语诗书者”还要弃市。清朝大兴，如云，经典如《红楼梦》《水浒传》皆在之列。但往往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些所谓的，大多是很有意趣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故“雪夜闭门读”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若无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独特奢求的。秦始皇烧书时，文化史尚处于早期成长阶段，文化积淀成书的类别与数量皆不及后来，且那时的书是竹简串成的，按重量说大概不少，但从种类与篇幅说，肯定比不上后来“”时战果辉煌。
其实，历史上倒是朱元璋在领域颇有创造性。这位和尚出身的帝王胸中墨水自然不多。《明实录》卷七四所载的圣谕《铁榜文》，琐言碎语，重复冗杂，晓畅如话。黄溥《闲中古今录》也载明太祖“开科取士，向意右文”，诸勋恐受冷落，进辞曰：“士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厚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
朱元璋觉得读书人难以驾驭，总不能把他们都砍了吧！治国又离不开文人。他冥思苦想，终于脑际异光闪现，八股之策诞生了。夏燮《明通鉴》卷三认为制艺——也就是八股，“盖上及学士刘基所定，仿宋经义之例为之”。我以为刘基乃受命而行，仅为讲释参谋尔，终极决策者仍是朱元璋。八股文考纲仅定于四书五经，且奉朱熹集注为圭臬，禁有新解。朱重八诡异地笑了，笑得民族最终被“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中写道：“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士人品格开始下降，文艺形式开始僵化，创作停滞不前。清人张潮以文人眼光观八股，在《幽梦影》里说，“文体日增，至八股而遂止”，并且满怀希望地无奈感叹：“遥计百年之后，必有其人，惜乎不及见耳！”
朱元璋没烧书，但这八股取士的办法比烧书还厉害。清初粤人廖燕在其《二十七松堂集》中言：“吾以为明太祖以制艺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矣，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他又说，秦代焚书是使人无书可读，而八股取士则使人有书而不肯读。昼夜揣摩四书五经，“杂书”自然“咸束高阁，虽图书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不过，朱元璋似乎还不放心，他还要亲自检查一下四书五经，看看其中有无不妥之处。翻检《孟子》时，朱元璋原本欣赏的脸色越来越沉，眼光越来越狠——其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雠”，读得他龙颜大怒，喊道：“此等土芥寇雠之语，岂是臣子所言？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孟子九泉有知，应当庆幸自己没赶上朱元璋治下，不然剥皮、凌迟、枭首等一大堆酷刑正等着他呢！孟子那些本没有什么错的圣人言，在朱元璋看来无异于指着和尚骂秃驴，甚至有煽动轻君叛君的嫌疑，这还了得？非但如此，朱元璋甚至对《孟子》里关于要使民安居乐业，轻徭薄赋，勿滥杀无辜，施行仁政的话都不能容忍。于是朱元璋便下令把孟子逐出孔庙，不许配享；又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将《孟子》中这类言论一概删除，计八十五条。后世方补刻《孟子节文》行世。看来乱翻书不一定要去翻那些畅销书。商业上的畅销，未必内容上有深意和内涵，倒是诸如《二十七松堂集》之类的冷僻书会给人带来冷静的思索。这种思索是愤慨后的理性再生，以防言行失之偏颇；是沉寂后的坦然涅槃，以防心灵沉郁无法自拔。我们思索的是公平，是正义，是辽阔，是浩瀚，是历史长河中那片永不褪色的自由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