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自洪武经正统以后，封建社会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到处发生，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中枢极端，特别是历史上最荒唐的正德皇帝—明武宗即位以后，其身边宦官刘瑾等相继得势，形成了宦官专权，阉党横行的黑暗统治局面。加之边疆地区民族之间的矛盾激化，终于使明王朝自中期开始进入了它的多事之秋。王琼自成化入仕，四十余年中正处于这重重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然而，他却能以其才智与敏练，勤于图治，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民间疾苦。在他做到兵部尚书之后，且能周旋于晨夕变幻的风云之中，巧妙地反对宦官权臣的专横，还能坚持任人唯贤，消除了统治阶级内部夺取皇位的叛乱，更能妥善处置西北边事，维持安定与统一的局面。综观史宝，王琼不愧为一代名臣。 王琼（公元1459—1532）字德华，号晋溪，别署双溪老人，山西太原（今太原市晋源镇）人。明代大学士李东阳撰书的《太原王氏柳林世墓碑铭》中说：“王之族系出周灵王太子晋，汉、晋、隋、唐历有显者”。又说，“元有子实处士居邑西蚕石（今太原市姚村乡蚕石村），次子良仕元知潞州”。碑铭中提到的王良，就是王琼的高祖。碑铭中又说：“元未大中，良子伯聚“亦襁负子女避乱于外”。明初始定居汾东柳林（今太原市刘家堡）”。这就是说王琼确系太原王氏后果，最迟在宋、元以后仍世居太原。王琼的祖父叫王安，伯父名永寿，明天顺年间官至南京工部尚书。父名永亨，成化年间任隆庆知州，始建新第于县城东街。王琼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时年二十六岁）登进士。他历事成化、弘治、正德和嘉靖四个皇帝。由工部主事六品之官，直做到户部、兵部和吏部尚书一品大员。特别在正德十年到正德十五年间的五年中，因执掌兵部，有特殊功勋，连进“三孤”（少保、少传、少师）、“三辅”（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师）。五年之中，受如此“加官恩典”，在明代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王琼一生做了三件被人称赞的大事。一是治理漕河（运河）三年，“敏练著称”。二是，平定宸濠叛乱，“任人（王阳明）唯贤”。三是，总制西北边防，“功在边陲”。因此，历史上称他和于谦、张居正为明代三重臣。 第一章 青年时期的王琼，就显露出不仅有才能和胆略，而且具有求实、务实的精神。他在二十二岁中举后在平定州游冠山时，见元丞相吕思诚石洞，就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丈夫生而果有志，何必临渊去羡鱼”。二十六岁登进士后，授为工部主事。不久，任主管水利的都水郎中。在出治漕河三年中，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首先，推行了“整肃人员，习以专职”的办法。原来，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漕运特别重要，沿漕河所有州郡都设有通判一员，每县设专管漕河的县丞一员，“专任漕河事”，受工部都水郎中的直接管辖。但到了明弘治年间，这些专职官员，多被各省“抚按委以兼杂”，或因治理河道差事既苦，又难于升迁，“多不尽其职”。整个漕务，日益松弛，甚致无人过问。王琼奏请朝廷采取了“核实人员编制，革除地方所谓兼差，责令专司河道本职”的措施。经过整肃，漕务出现了新的局面。其次是建立“稽核资财，杜绝贪耗”的法规。原来漕河每年向民间征扫草数量十分巨大，县官通过征集，从中大量贪污，而每年所征扫草“陈新积壅，腐烂无稽”，百姓负担却逐年增加。王琼亲自组织稽查、核对，先将各州、县所积扫草数量统计核实。经过计算，发现足够数年之用。然后“量裁征数”，做到了“草不积腐，民不困征”。一年以后，又采取了“年征十分之三，折银储官”的新办法。二年后，竟“盈银三万两有奇”。另外，当时不少州县随便动用河防木材移作他用，并从中贪污，王琼奏请皇帝下旨：“沿漕河州、县，不得动用河防专用木材，违者严加议处”。这样既保住了河防资财的专用，又刹住了贪污浪费之歪风。当时认为王琼办事“秉公识体”，且又能“力定毅足”，说到做到。《明史·王琼传》中曾称赞他“治理漕河，敏练著称”。再次是，实地勘查，编制图志。他在治理漕河的三年任期内，无论每步每里的河道闸座，一尺一丈的漕舟水材之费用，都要“考稽画一，著入漕志，不爽毫发”。他参照了明成化年间王恕所著《漕河通志》，又经过实地认真勘查，于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编著了《漕河图志》八卷，全书对漕河河图，河之脉胳原委及古今变迁，修治河道的经费，以及历朝有关漕河奏议、碑记等无不详细备载。《漕河图志》在当时和后来都称作是一部“切于实用”的治理漕河的著作。王琼治理漕河三年，不仅使漕运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起到了促进当时南北经济生产发展的作用。 据《明史·王琼传》载，一个边防总兵官企图向户部冒领粮草供给，王琼亲自过问，请来了这位总兵，屈指计算他所率军士编制人数，已领粮草数量，现存粮草数量、地方诸郡岁供粮草数量，边卒岁采秋青数量，结果把那个总兵官算得张目结舌。原来王琼在任户部侍郎时，就十分注意各种条例的具体规定，并实地调查掌握了户部收支盈亏的精确数字。一位官居一品大吏之职的尚书，竟能如此勤于本职，通晓所管事务的情况，且又善惜民财，办事认真，处置得当，确是难能可贵的。